新加坡《量刑（诈骗）法案》：国会为何要让年轻“钱骡”坐牢而非缓刑

新加坡正在进行一场不同寻常的较量：对手不是海外诈骗集团，而是本国高等法院的一项裁决。11月3日，政府向国会提交《量刑（诈骗）法案》。这项简短的立法目的非常明确：年轻人因诈骗罪被定罪时，应以监禁或感化训练为起点，而不是缓刑。

法案缘起

今年9月，由首席大法官Sundaresh Menon、法官Ang Cheng Hock和法官Hoo Sheau Peng组成的高等法院三人合议庭，批准了四名年轻罪犯的上诉。四人均在21岁前犯下诈骗罪，原被判处感化训练，即针对年轻罪犯的结构化羁押式矫正计划。法院将判决改为一年至18个月的缓刑，并裁定感化训练或监禁不应成为年轻“钱骡”的默认刑罚。

缓刑的结果截然不同。罪犯在社区中服刑，需遵守宵禁和监管等条件，并且不会留下犯罪记录。

内政部认为，这一判决与国会对诈骗罪的威慑立场不符。新法案正是立法机构的回应：它将重申，对于21岁及以下的罪犯，感化训练或监禁应是首要或默认选项，康复性替代方案只适用于特殊情况。

问题的规模

政府的论据建立在数据之上。自2019年以来，新加坡受害者因诈骗损失超过40亿新元。2024年损失创下11亿新元的纪录，2025年为9.131亿新元。2026年上半年，警方每天接获约90宗诈骗报案，每日损失合计约200万新元。诈骗仍是全国最常见的犯罪类型。

年轻人也是这幅图景的一部分，他们往往不是幕后主谋，而是让骗局得以运转的帮手。2025年，警方就诈骗报案调查了逾1000名青少年。许多人充当“钱骡”：交出银行账户或电话号码，或通过自己的账户转移赃款，有时只为一点报酬。

内政部直言利害：如果不采取威慑方针，新加坡的诈骗和青少年犯罪形势可能恶化。

威慑还是第二次机会

法案引发的争论在刑事司法中并不新鲜，但法院与立法机构如此直接地交锋并不多见。高等法院强调关押年轻人的长期代价，以及让他们免留案底的价值；政府则强调向招募者传递的信号——这些人之所以瞄准青少年和年轻成人，正是因为预期他们会受到较轻处罚。

双方都希望减少被卷入诈骗的年轻人，分歧在于哪种手段更有效：是对羁押的畏惧，还是在没有案底的情况下重建人生的机会。法案通过“特殊情况”条款留有余地，但明显把天平推向了羁押。

对家长、教师和年轻人自己而言，实际信息已经很清楚：把银行账户或电话号码借给陌生人，再也不能被解释为天真的帮忙。根据拟议法律，这很可能从初次定罪起就被视为严重罪行。